1975年初春的一个凌晨，北京还被雾气包裹，吴连登端着保温桶匆匆穿过丰泽园。他把保温桶交给值班医护时，里面汤汁尚冒着热气，看不出与往常有何不同，这碗汤却包含七两珍贵燕窝。外人难以想象，这批燕窝原本重达七十三斤，十年前已被毛主席命令原封不动送往人民大会堂。
事情要追溯到1964年。印尼排华浪潮席卷侨界，大批侨胞受到波及，中国政府迅速出面交涉。动荡平息后，部分侨领凑资购买顶级血燕，托香港转交北京，整整七十三斤。放在今天，这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当时负责接收的吴连登心里有些忐忑，他清楚主席饮食向来朴素，哪怕雪茄、龙井都不是奢牌，更别说燕窝。
果不其然，毛主席听完汇报，说道：“东西送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。”话音平淡，却透着不容置疑。吴连登试着问：“家里要不要留一点？”主席摆手：“一点也不留。”七十三斤珍品就这样转进礼品库，再由大会堂厨房登记入账。流程完备，零遗漏。
燕窝事件在中南海并非孤例。此前送来十只瑞士金表，主席不留一只；朝鲜西瓜过百箱，也全部分给中央各机关。吴连登负责登记、上交、打欠条的程序，一丝不苟。他常说：“给主席管家，有规矩也有压力。”
岁月流转。进入七十年代后，主席身体状况持续下滑，高烧、咳嗽、心脏问题接踵而至。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很系统，但老爷子对药针排斥明显，有时连推拿也推开。吴连登看在眼里，心里发急，只能从“吃”上想法子。普通食材难以补给，他想起那批燕窝，便向主管汪东兴写了申请，希望调回少量供营养餐使用。
人民大会堂礼品库的台账显示，剩余燕窝已不足一斤，只有七两。原因很简单：历年国宴、外宾宴会分次消耗。经过刘剑书记核准、汪东兴批示，吴连登签下欠条，把七两燕窝装进金属罐，贴好封条带回丰泽园。那张欠条后来一直保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，金额栏空空，因为燕窝当时无市价可循。
炖燕窝的流程并不复杂，却极费时。先用温水浸泡四小时，挑净细毛，再用砂锅文火蒸炖。吴连登把燕窝化成细丝，与瘦肉、百合、冰糖同煮，汤味清润，几乎没有腥味。老伙计李银桥见状，只说了句：“这回主席能下口。”当天夜里，医护用勺子一口一口喂汤，主席喝得并不多，约三分之一，但脸色比上午好看些。
七两燕窝并未一次用完。按照医嘱，每周取少量加入流食，持续两个多月。一共熬了十一次，每一次都在账本上记录克数、时间、消耗量。吴连登事后回忆：“如果那批燕窝当初没全送走，主席或许能多补几次身体，但他肯定不会同意。”这句自问自答反映了他多年服务中的矛盾心情——既想让老人家过得好，又必须遵守老人家立下的原则。
在丰泽园仓库里，那张填写“燕窝七两”字样的欠条，被夹在稿费支出单之后。稿费是主席最主要的额外收入，用于补贴亲友、支付家中额外开销；欠条则象征另一种守纪律的生活方式：私人物品与公家物品分得极清，哪怕已经分不清身体所需与制度规定，界线也不能模糊。
吴连登最难忘的是1976年5月一个午后，主席咳嗽加剧，他照例在汤里添了一撮燕窝。主席察觉不同，低声问：“今天的汤怎么有点黏？”吴连登轻声回答：“加了点好东西，润肺。”主席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那碗汤也成了七两燕窝里的最后一次使用，此后库存仅剩几克，不足再熬。
有人好奇：主席工资虽降到三级，但稿费动辄数千元，为什么还过得紧？账本给出答案：房租、党费、学费、供暖，加上家属生活费、定量烟茶，月末常常捉襟见肘。三十六万元的稿费不是存款，而是被陆续领走用于公私杂支。吴连登只要发现缺口，就写申请，主席审阅后批示，款项拨付。不准透支，不准预支。燕窝欠条和稿费签字在某种意义上是同类文本——两份约束，一样清晰。
毛主席离世后，七两燕窝的欠条被移交中央档案馆。很多年后，档案管理员翻到时，对那串数字颇感讶异：七两，在大宗礼品中几乎微不足道，可整套手续一个步骤都没缺少。严格到这种程度，或许就是吴连登口中的“好管也不好管”。
2018年12月26日，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上，已是古稀之年的吴连登提起往事，目光停在舞台对面：“那几勺汤，值不值？值。但若让主席活着知道是从礼品库取回，怕又要批评。”一句话未完，他自己先叹了口气。岁月已远，规矩犹在。那张欠条的存在，本身就是规矩的注脚，而七两燕窝留下的，不只是味道，更是一代领导人对公私界限的清晰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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