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回答“如果穿越回90年前，你是否愿意参加红军？”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不妨先仔细探讨一下当年先辈们为何会踊跃投身红军的原因。
1928年7月3日，刘伯承元帅在军事报告中提到，当时广东的二等兵月薪为10.5毫洋，而四川二等兵则只有6.6元，且经常以八折发放。加上上级的克扣，士兵最终拿到的钱非常有限，这直接导致了频繁的逃兵现象。为了吸引更多士兵加入，刘伯承提出了以红军每月20元的薪水和土地分配作为招募的主要条件。然而，由于红军当时的经济困难，这份优厚的待遇并未能够持续太久。
相比于薪水，土地分配政策无疑才是红军最具吸引力的亮点。在井冈山的根据地，当时约60%的土地都掌握在地主手中，而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土地可耕种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红军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，并对其进行重新分配。最初，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，后来则根据劳动力分配土地。无论是农民还是红军战士，都能分得土地，这仿佛是获得了“股份”，每年的收成都像是“分红”一样，保障了他们的生计。
展开剩余73%对于农民来说，获得一块土地意味着能够拥有安身立命的根本，而对红军战士而言，土地的分配则意味着他们的奋斗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。此外，红军还给予战士们及其家属许多优待政策，包括分配土地和住房、商店购物享受折扣、免除税收、子女可免费上学等，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和信任感。
红军内部的公平性也是其吸引力的一大因素。1927年10月，红军在三湾改编中确立了官兵平等的基本原则。从普通战士到总司令、总政委，所有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。在井冈山的挑粮运动中，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带头参与，与战士们一同艰苦跋涉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往返百里挑粮，这种亲力亲为的精神令战士们感受到了领导者与自己并无区别，红军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员，只有肩并肩作战的同志。
为了保障官兵的平等，红军还设立了士兵委员会，赋予它监督权，负责维护政治和经济的民主。红军内部严格禁止打骂战士，摒弃任何等级观念。如果领导干部犯了错误，士兵们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提出申诉。例如，耿飚将军曾因一名迟到的战士被罚打了一拳，最终被士兵委员会认定为错误，并处以罚款。这样的举措虽简单，却极具意义，它让战士们有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力，确保了平等不只是口号。
在经济民主方面，井冈山时期虽然物资匮乏，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仅为五分钱，但红军的账目却是完全公开透明的，战士们每一分钱的支出都能清楚了解，避免了类似国军的经费克扣现象。红军每一位战士的付出都得到了尊重，他们的艰辛得到了充分的保障。
此外，红军还是一个充满成长机会的团队，给予了战士们无限的希望。从入伍的第一天起，红军就要求战士们学习扫盲，学习500个字，并能阅读报纸文件。之后，战士们还要学习语文、算术等课程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。随着经验的积累，表现优异的老兵有机会晋升为班长，而表现突出的班长则能进入专门的教导队，接受更高水平的军事教育，最终成为排长、团长等军官。
例如，寻淮洲从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，到1933年就已经升任为军团长；粟裕从南昌起义时的班长，到1934年成为军团参谋长，后来指挥过百万大军，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。这些优秀的战士们，正是在红军提供的平台和机会中成长起来的，他们从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，一步步发展成了能征善战的指挥官。这种成长轨迹不仅给了每个红军战士明确的目标，也激发了他们不懈努力的动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红军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。从成立之初，红军就立下誓言，要为贫苦百姓打天下，推翻腐朽的旧制度，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。在那时，中国正处于内乱不断、外患不断的困境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列强肆意侵略，国家岌岌可危。而红军的战士们却看到了一线希望，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改变中国命运的责任，虽然前方充满艰难与牺牲，但他们毫不畏惧。为了民族的未来，他们甘愿投身战斗，坚信自己在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。
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、公平的内部环境、广阔的成长空间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，红军吸引了无数有志之士。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90年前，面对那个充满动荡的时代，想必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红军，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。这样的红军队伍，难道没有人心生向往吗？
【文本来源：温伯陵的视频内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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